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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华先生论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技术的异同关系

2015-06-24 17:00   来源: 未知   点击:

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中国的传统国粹——古老的武术始终与这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古代武术还是现代武术,在人们的发展历程中无不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从军事技能,军事谋略,军事原则等方面积极吸取对自身有益的成分,正是由于武术军事存在着种种紧密的联系,因而,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武术应分为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两类,古代武术到底应不应该分为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古代开设术与古代军事武艺,古代武术与民间开设术他们之间到底是包容与被包容的上下位关系呢?还是同位关系?抑或其它?基于对以上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此个人看法,以就教方家。

(一)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技术同源异流

众所周知,古代武术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去,同样各种早期的军事活动技能也能在原始的狩猎活动中寻觅到自己童年时代幼稚的身影。在那个时代,狩猎的过程不仅使原始人创造了大量锋利的生产工具,而且也培养了他们搏杀的技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部落战争频繁出现,使最初人与兽斗的搏杀的技能向人与人斗的格斗技能迅速转化,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格斗技术,包括兵器落后的情况下,于实战中有重要作用的徒手搏斗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攻防技术开始从生产技术中分离出来,通过战争实践而发展成为独立的技术领域,战斗经验的总结和技艺的传授,既是军事斗争的需要,也蕴涵着武术的萌芽,这一时期,武术与军事技能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二者往往合而为一,混融一体,武术尚处在原始朦胧状态之中,需要借助,依附于军队,军事训练,军事技艺而存在。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崩溃,“王官之学”趋于失坠,原先由奴隶主贵族在军队和教育方面龚断武术的局面被打破了,武术开始走向民间,一方面,“士”的文武分途,导致“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在社会上出现了专门凭借武术本领立足为生的职业武士群,这为武术在下层社会的传习提供了师资保证,另一方面,列国混战,攻伐激烈,为了生存与兼并,各诸候国都非常重视武备,纷纷推行一系列新的军训制度和选拔将士的国策,如齐国的“技击”制度,魏国的“武卒”制度,秦国的“锐士”制度,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更是把“有勇不荐”定为“其罪”,“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则不告,谓这蔽才,其罪五,”[1]这些国策的制定与推行极大地激发了民间习武的积极性,民间习武之风日盛,如相搏,斗剑等各种较武娱乐,技击对抗活动大行王宫内外,尉成风气,《庄子•说剑篇》记载,“替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列子》记替晋国贵族范子华门下众多武士时常较力比武,“虽伤破于前不用介意,终日夜以此为戏乐,每年当春秋两季,各地武艺高强之士常常去集在一起进行竞艺较量,切磋武艺。《管子•七法》记叙了当时比武的盛况,”春秋角试,练精锐气为右,……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围。“正是由于习武活动在民间的勃然兴起,武术在民间寻找到了更加适合自身生长的土壤,从而开始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发展、成熟的数千年的历程中,虽然军事技艺始终与其保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民间武术始终是其主流。而且,古代武术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以民间武术流派的成熟为标志。因此,从宏观上我们认为,古代武术其实质就是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以个体性为特征的武术,它与流行于军旅当中,由军事阵战中总结出来的,适用于战场的军事技术,如骑马、射箭、臂力、行军、阵形、盾牌刀、枪矛,越河以及它们的延伸——马术、举重、竞走、跳远等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可谓是同源而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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